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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的真正失误是在于没有及时向组织领导报告这一事件 一念之差酿成终生苦果 回到根据地之后，潘汉年只向饶漱石大致汇报了目前不会有 大规模“扫荡”的军事动向情报，而对此行的一些具体问题则缄口 未提。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一个事件---秘密会见汪精卫的经过，也被暂时压下了。 这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潘汉年此次敌占区之行无疑所得 不小：不仅是进一步安排部署了敌后情报工作，而且直接获得了有 关日伪近期无军事“扫荡”行动的重要情报，对于新四军和根据地 的建设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其功绩与贡献不言而喻。 但是，潘 汉年此行所失也非同小可，尤其是对于他个人的政治命运来说，其所失竟是致命的，无可弥补，无可挽回，饮恨终生的。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问题就出在会见汪精卫这一意外事件上。 潘汉年此次敌占区之行，计划中并无会见敌伪其他要人的安排。他的主要目的是直接找李士群了解有关敌伪“扫荡”的情报，次 要目的是同留在上海坚持工作的一些同志见面检查督导工作。 但在找李士群的过程中，心情未免过急了些。当在上海、苏州两处都 见不到李士群时，似应有所警觉而采取稍缓的行动步骤。 由于对李 士群的政治流氓本质认识不足行动又急躁了些，结果是被诱骗到 南京，最后造成了被“挟持”(这是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平反的文 件中斟酌再三所用的较为准确的词语),不能不去会见汪精卫的被动局面。 一个秘密情报人员，尤其是在敌后独挡一面的领导者会偶然遇到突发性的始料不及的情况，是难免的，甚至可以说是经常发生的。过去潘汉年也并非没有遇到过。问题只在于如何处置得当而 已。 就会见汪精卫这件事的本身而言，潘汉年在不便硬性拒绝的情 况下同意去会见，也并没有大的错误。况且，在整个会见过程中，潘的谈话和表态内容也并无明显不当之处。 潘汉年的真正失误是在于，他在事先无法请示的情况下不得 已去会见了最大的汉奸头目汪精卫，而在事后却没有及时地向组 织领导报告这一事件，不仅没有及时，而且是一拖再拖，整整拖了十多年，然后又是在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向组织领导做出交代。对于一个共产党员， 一个高级情报人员来说，这都是不能容许的错误。 一向精明干练，并且已有近20年党龄的潘汉年何以会出现这种显而易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愚蠢的错误呢： 究其原委，客观上是因为党内矛盾斗争错综复杂，内耗严重，革命的“仕”途险恶；主观上则是知识分子的性格脆弱和患得患失思想酿成的苦果。 1943年正是淮南根据地大规模开展整风运动的一年。整风运动始于1942年延安，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其目的是在于从思想上进一步清除王明路线在中共党内的长期而又恶 劣的影响，用毛泽东的思想路线统一全党，从而步调一致地夺取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的全面胜利。 整风运动既是必要的，也是取得了重大成绩的。这已被历史实践所证实。 然而任何政治思想运动，任何正确的目标，都是要由人首先是要由各级领导人来具体执行和推进的。所谓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决定一切，理由大致即在于 此。 众所周知，延安的整风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被康生 之流的极“左”思潮所干扰，思想上的整风运动发展到后来组织上 的所谓“抢救运动”之后，胡乱整人的现象也就不断发生。 一些靠推行极“左”路线起家的英雄们便有了用武之地 。 淮南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是在紧接着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展开 的。从思想建设的角度说，当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为主要的 指导性的文件是从延安传来的。 潘汉年就被安排在干部大会上做 过“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他结合淮南根据地实际，批评了教条主 义、宗派主义等许多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 但是，正所谓上面的经 到了下面的歪嘴和尚嘴里就会被念歪了一样，淮南根据地的整风 运动是由当时的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具体领导的。整 风运动这本延安传来的“圣经”到了饶漱石这个歪嘴和尚的嘴里就 被念歪、变味了。 饶漱石其人，按照李一氓的说法，是个“很不安 份”的角色。 他1923年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后，又曾去英国、法国、苏联学习过。回国后一直在工会系统做地下 工作。 1935 年被派往苏联担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王明、康生的思想颇为接近。抗战开始后回国，担任了东南局的副书记。皖南事 变中被俘后又逃出来转到苏北根据地。先是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 任，后来又接刘少奇的班当了新四军的政委、华中局的书记，成了 淮南根据地的最高领导者。 此人最大的毛病是权欲很重而又心胸狭窄，妒贤嫉能，喜好拉帮结派，搞宗派小圈子。他当时在根据地和新四军中虽然算是一号人物，但其威信却不及战功显赫，为人胸怀 坦荡，善于处人的陈毅将军。因此而与陈毅格格不入，面和心不和。 当整风运动在淮南根据地不断深入开展之际，饶漱石便乘机把矛 头对准陈毅，批评指责陈毅的所谓自由主义，骄傲自大，乃至有反 对毛泽东的言行云云。饶漱石发动他的一些追随者给陈毅施加压 力。心高气傲，既不善于更不屑于搞党内权术斗争的陈毅怎么受得 了饶漱石这种借革命以营私的行径，不久，即在1943年的秋天，他就被迫离开了新四军和淮南根据地到延安去向中央寻求公道了。 饶漱石蓄意打击和排挤陈毅这件事，在新四军和淮南根据地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虽然有一些人出于各种原因追随饶漱石参与 整陈毅的活动，但大多数的干部和战士对于陈毅还是很信任很尊 重的。他们并不相信饶漱石等人给陈毅妄加的罪名。在高级干部 中也有很多人对于饶漱石的这种利用整风排斥异己的宗派行径颇 为反感。潘汉年就是其中之一。 潘汉年过去和陈毅接触不算多，但对陈毅的为人和他的才能，风格却十分欣赏，就在饶漱石利用整风运动处心积虑地要整陈毅时，潘汉年却写了一首赠陈毅的旧体诗： 韬略经纶晋谢风，雄师十万过江东。 庾岭三年惊贼胆，王桥 一 战定华中。 后来，新四军和根据地的许多干部把饶漱石整陈毅这件事的意见写成了一份书面材料，就是通过潘汉年带到延安直接交给中央的。 因为潘汉年不仅没有追随饶漱石参与批评陈毅，而且相反，对 饶漱石的做法表示异议，这就使饶漱石对潘也很不满了。潘汉年对 饶漱石做法的不以为然，并且在私下里还有某些议论。这一切，都被人反映到饶漱石那里了。 于是，潘汉年很快也被加上了“自由主义”、“小广播”等当时颇为流行的思想罪名。潘汉年成了饶漱石圈子以外的异已人物。也被列入整的对象。 潘汉年从敌占区回到根据地之时，也正是根据地整风运动的迅猛深入开展之际。当潘汉年应该按照组织原则向饶漱石汇报敌占区之行的情况时，他只讲了有关敌伪“扫荡”的情况分析，以及其 他一些工作活动的情况，而对于自己被诱骗到南京以及被“挟持” 去会见汪精卫一事，却有意隐瞒了下来。 他虽然知道会见汪精卫时 自己的言行并没有失去原则，但被诱骗和被“挟持”本身毕竟是自己的疏忽和失误。而且，这被“挟持”的说法究竟是否能够让人相信，以及自己在当时是应当采取强硬的坚决拒绝还是采取适当的 妥协才更正确更符合党对一个情报干部的要求呢?他自己也吃不 准，甚至感到某种困惑和惶恐，不知该如何处理此事才好。 饶漱石已经在抓他的政治小辫子了，被“挟持”去会见汪精卫这件事很可 能是一条让饶漱石抓住不放的更大的辫子。自己又何必急急忙忙 主动送上门去挨整?! 他想还是暂且放下来，等过一段时间再说，或者就等自己去延安面见党的高层领导人时再说为好。这样，潘汉年就失去了第一次及时向领导汇报会见汪精卫一 事的机会。 真所谓一念之差造成了终生遗恨。他给自己埋下了一根政治灾难的导火线，导致了后来的22年的牢狱之灾。 政治上的矛盾斗争有时是很曲折微妙和复杂的。潘汉年躲着 饶漱石，企图绕过饶的政治暗礁避开挨整的命运。然而饶漱石却并 没有放过不肯跟他合作，加入他们反陈(毅)合唱的潘汉年。 潘汉年原是中共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的领导干部。他奉派到敌后工作， 一向是直接对中央社会部负责的。他撤退到新四军根据地之后，主要 任务也仍然是主管中社部系统在敌后的情报工作。 他被任命为华 中局情报部长后，组织上归属华中局领导，但业务上并没有改变仍以遥控指挥中社部系统敌后情报工作为主的职责。中央只是要求他以华中局为依托而开展敌后工作。因此，他也并没有向华中局领 导饶漱石详尽地报告他这几年在敌占区工作的所有一切情况。 如果潘在华中局的领导层不是和他的顶头上司饶漱石总是格格不入的话，那一切也许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可是潘汉年偏偏不愿意向饶漱石靠拢。这不能不使饶耿耿于怀。 因此，一年之后，即1944年 的冬天，当中共中央电召潘汉年回延安让他以代表的身份准备参 加即将于次年春天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时，饶漱石以华中 局的名义向中央发去了一份状告潘汉年的密电：除指责他在华中 局工作期间有所谓“自由主义”、“小广播”的错误外，在敌占区工作 中也有和李士群等汉奸人物往来密切“违反纪律”的可疑情况。这 份状告材料，直接被送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和康生的案头。潘汉年当然是浑然不觉。 1945年初，中共七大开幕前夕，潘汉年辗转回到了延安。潘汉年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虽然不是很高，但因其工作性质的特殊， 一直 在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党的外交工作)中身负重任，独挡一面，因 而自江西红军时代起，他每回到中央驻地时，便要亲自直接向中央 最高领导人报告工作。毛泽东成为党的最高领导后更是如此。 毛对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一向十分重视，中情部成立时，他亲自主持 制定了有关调查研究的决定文件。毛对潘汉年个人也一直相当器 重。 1936年8月，潘汉年从苏联回国参加国共合作谈判到陕北保 安去向中央报告工作时，第一次也是最早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与会者介绍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的肯定评价。这使毛大受鼓舞，潘自然也给毛留下了深刻印象。 后来潘赴 上海、南京和国民党谈判，毛多次打电报给潘指导工作，电文抬头 大多沿用传统习惯以“汉年兄”相称。 1949年春，潘汉年、夏衍、许 涤新从香港回北平向毛报告工作时，毛仍当面用潘的外号(也是过去地下工作的代号)“小开”相称。 可见毛对潘向来是亲切随和，颇为赞赏的。 潘汉年这次从淮南根据地回到延安，自然也是要直接去向毛泽东报告他自1939年离开延安到敌后去这约五年时间工作情况的。 果然，潘汉年到延安后就被安排在杨家坪和中央许多领导人 毗邻而居。很快，就约定了和毛泽东见面谈话的时间。潘汉年原打 算这次见毛时， 一定要当面向毛报告在敌占区工作的各方面情况 和问题，也包括被挟持去会见汪精卫的情况。他准备就这件事当面 向毛做出检讨。 但是，当潘汉年见到毛泽东之后，在与毛谈话过程 中，会见汪精卫一事又一次被压了下来而隐瞒未报。其原因仍在于潘汉年那知识分子患得患失畏首畏尾的脆弱性格所致。 具体情况大抵是： 在此之前，毛泽东对于新四军和淮南根据地 的情况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并且和中央另外一些领导人研究过。 关于陈毅和饶漱石之间的矛盾，中央已有基本结论，认为饶漱石指 控陈毅的一些罪名，包括所谓反对毛泽东的罪名不能成立。并且高 度评价了陈毅的战功和他对新四军和根据地建设的贡献，从而否 定了饶漱石在整风中的某些做法。 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 对饶漱石状告潘汉年的那份密电材料也进行了研究。 认为饶漱石 指控潘汉年在敌占区工作中所谓“违反纪律”以及和汉奸李士群等 暗中往来可疑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是因为饶漱石不了解情况所 致。毛泽东基于对潘汉年的信任否定了饶漱石对潘汉年的猜疑和 指控。 因为有了上述的背景情况，所以当潘汉年去见毛泽东，向毛 详细报告他在敌后工作的种种情况之后，正准备把被挟持会见汪 精卫一事向毛和盘托出时，因为是当面向领导检讨自己的失误，而 且这检讨又已被延搁了一年多时间，心情未免有些紧张不安， 一副 诚惶诚恐之态，连语言也失去了往日的流畅， 这时毛泽东大概误以 为潘汉年这是受饶漱石的告状所引起的失态，没有等潘汉年继续说下去，就立即以他那惯有的领袖气度和洞悉一切明察秋毫的口吻笑着对潘汉年说：你不用紧张嘛!你这几年在敌后的工作，中央 是了解的，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外面有些谣言，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中央会为你澄清的。 没有想到，毛的这一番亲切热情的 话，使潘汉年深为感激和欣慰，又使他更加惶恐而一时语塞，竟没有勇气立即把自己确曾会见过汪精卫并且已被隐瞒了一年多时间的错误立即坦白说出。 知识分子莫名其妙的“面子”观，害怕一旦说 出真相会引起毛的尴尬难堪甚至震怒，以及始终存在的某种侥幸心理，这一切的因素，就使潘汉年话到嘴边留半句，第二次失去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向组织领导如实报告自己一切错误的机会。同时也给自己继续留下了一块“心病”。 潘汉年会见毛泽东并谈话之后，关于潘在敌后工作的可疑风 波就似乎风平浪静了。 不久，毛泽东又亲自批发了一份由刘少奇和康生共同署名代表中央打给饶漱石的电报，以答复饶原先对潘汉 年的指控。 电报明确指出，潘在敌后和李士群往来，争取李在敌伪内部为我方做情报工作，是根据中央社会部的要求进行的。潘利用李的关系帮助中共撤退和转移干部的情况，中央也都知道。 电报强调说：“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也绝无可怀疑之处，相反的还得到了许多成绩。这类工作今后还要放手去作，此次汉年来延安， 毛主席向他解释清楚。” 只可惜这份电报虽然暂时保护了潘汉年， 使他未因饶的告状而遭打击，但却同时暴露了因为潘汉年没有及 时向中央报告自己被挟持会见汪精卫的问题而使中央对情况判断也出了差错。 例如电报说：“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说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见过汪精卫等等，完全是造谣污蔑。” 电报最后又 说：“国民党中统局经常制造谣言说延安派李富春、华中局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敌伪勾结，又常造谣说汉年已被华中局扣押，极尽造谣挑拨之技，望告情报系统的同志千万勿听信此种谣言致中敌人奸计。” 问题就是这样被阴差阳错地弄得复杂化了。 潘汉年因为害怕饶漱石利用他会见汪精卫一事乘机报复整人，因而迟迟没有向组织领导报告事情的真实情况；敌伪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本来就惯于造谣生事，听到一点潘去南京见汪的事，自然会加以利用并且蓄意 ·夸大，又编造了另外一些谣言混淆视听，恶意中伤中共； 饶漱石又出于不正的心术，没有认真调查了解(包括向潘汉年本人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就匆匆忙忙仅仅根据外间一些传闻就急着向中央状 告潘汉年；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没有得到潘本人的任何报告情况 下，因为一贯信任潘汉年而不相信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宣传谣言也在情理之中。 这一阴差阳错局面的形成，主观上当然是由于潘汉年的患得患失思想弱点，没有及时向中央领导报告真实情况所致，客 观上却不能不说是由于饶漱石在华中大搞“内耗战”所造成的后果 之一。 以陈毅那样的资历、战功和恢宏的气度尚且斗不过整人有术 的饶漱石而被逼回延安去赋闲等待中央明察近两年时间。 一介文 弱书生的潘汉年在饶漱石的淫威面前不敢坦言自己的失误，不愿授人以柄横遭打击，也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潘汉年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次没有及时向中央报告自己 曾经会见过汪精卫一事从此留下了一个致命的祸根：十年之后，当 他再次为形势所逼，不得不向中央交待当年被隐瞒了的这一历史 事实时，震怒了的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下了“此人以后不可信用”的批语，随后便以“内奸”罪被逮捕下狱， 一直关了20多年，直至含冤死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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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7-31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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